现代社会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全球化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扩张。然而，对东方人而言，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在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正遭遇强势外来文化的冲击。当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时，曾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引发了剥削和不公平的争议；而今，中国经济与制造业的发展却成为全球关注和畏惧的焦点。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实现了十余倍的增长，创造了出口、就业与技术引进的奇迹。然而，经济繁荣背后，我们的文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引入了多元价值观，使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交织碰撞。这种冲突，尤其体现在当代青年身上。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传统文化正逐渐成为遥远的历史遗迹，而非当下生活的精神资源。
小时候，中午回到家吃饭，爸爸会看电视上一档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那时候我也看得津津有味。现在，如果说哪个学生喜欢看《百家讲坛》，难免成为「老气横秋」的笑谈。这不仅反映了娱乐方式的变化，也揭示了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失语。
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的文化和娱乐方式也在不断演变。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中可能已不再适用。当前，流行文化（pop culture）已成为主流，它以现代西方思想为基础，鼓励我们追求个人的内心渴望和兴趣，活出独特的精彩人生，并努力实现个人梦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我们的价值观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既在B站、YouTube上探索世界的多样性，又不得不面对父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我们渴望自由，却又不得不在现实中妥协。这种矛盾让我们感到无力，既无法改变老一辈的观念，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乡土中国》这本书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理解了中国的文化根源和特点。它让我回想起小时候看《百家讲坛》时的兴奋和满足感。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因为书中的洞见而拍手称赞，心中涌现出「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所以今天呢？」的感慨。
在中国，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传统礼仪影响的社会中，也就是「礼治社会」，这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不理解这一点的西方人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
书中通过一个故事揭示了这种冲突：一个乡下人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打伤了别人。在当地，这种行为可能被视为合理的，因为传统观念难以容忍不忠。然而，从法律角度看，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县长面临的难题是，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要考虑到乡下人对法律的接受度。如果过于严格地执行法律，可能会让守法的民众感到不公；而那些懂法律却行为不端的人可能会利用法律的漏洞逃避惩罚。
在许多地区，人们更倾向于遵循传统而非法律，尤其是在中国的非一线城市。这种倾向反映了中国人对「礼治」的重视，即对传统规则的尊重，以及追求「无讼」的社会状态。这种文化背景解释了我们为何倾向于和解、避免冲突和敬畏权威。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
还有一点是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国人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体现在自我主义上，这种自我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个人的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这与西方的平等和宪法观念不同。这种自我主义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中，「修身、治国、平天下」，「衣食足则知荣辱」，自己始终是第一位的。
「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中国人是擅长「推己及人」的。
所以，我常常感到困惑的是什么？是社会要求的「自我」，和收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滋生的「自我」之间的冲突？抑或是「礼」和「法」之间的游移？这些冲突可能源于相同的根本问题。
面对文化冲突和矛盾，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协调二者。就像掌握一门武功秘籍，融合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心法。有些人可能会走火入魔，而有些人则能成为高手。
我们出生的时代，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的经历和经验都赋予了我们独一无二的特质。我们拥有能够将冲突、疑惑和困境转化为经验、智慧和力量的能力。
就像一个人一边喝着金骏眉，一边听着 The Better Benediction，读着金庸的《神雕侠侣》，计划着晚上和妻子去看一部美国电影，思考着参加朋友婚礼时的红包问题。这样的场景在世界各地都十分常见，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常态。我们无法意淫一种文化复兴，也没有人能指出一条明路。答案需要自己去寻找，这是一句正确的屁话，但是确是正确的。
可能某个时刻我们突然明白，「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或者「原来生活应该是这样」、或者「原来生活真的是这样」、或者「原来生活不过就是这样」。生活的答案在生活中。
晚上睡觉前抱了抱我的老婆，她与我在精神和肉体上如此不同，却又如此亲近，这让我感到满足和安心。明天，我将继续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笔记
乡土本色
- 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喝。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 “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 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文字下乡
-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
再论文字下乡
-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
- 有人说，语言造成了人，那是极对的。《圣经》上也有上帝说了什么，什么就有了，“说”是“有”的开始。这在物质宇宙中尽管可以不对，但在文化中却是对的。没有象征体系也就没有概念，人的经验也就不能或不易在时间里累积，如要生活也不能超过禽兽。
-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差序格局
- 于是像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
-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
-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
-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 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其实当西洋的外交家在国际会议里为了自己国家争利益，不惜牺牲世界和平和别国合法权益时，也是这样的。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
- 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家族
- 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
- 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不肯像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男女有别
-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阿波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改变。[插图]
-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插图]
无讼
-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
-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 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
无为政治
- 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在同意权力下，握有权力者并不是为了要保障自身特殊的利益，所以社会上必须用荣誉和高薪来延揽。至于横暴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长老统治
-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
血缘和地缘
- 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
- 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 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
- 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
- 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 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名实的分离
- 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
- 对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附录
- 但就在同时我也亲自感觉到有一个对抗着这个实体的“个人”的存在。这个“个人”固然外表上按着社会指定他的行为模式行动：扫街、清厕、游街、批斗，但是还出现了一个行为上看不见的而具有思想和感情的“自我”。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作出各种十分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
- 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且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而且我有一种想法，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对这个变动越来越大，全世界已没有人再能划地自守的时代里，这些也许正是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知识。如果天假以年，我自当努力参与这项学术工作，但是看来主要还是有待于后来的青年了。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