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读书的《论摄影》中，一位朋友在评论中表达了他（她）对于这本书翻译的不满。
但从我阅读桑塔格的经验来看，英文原版也不见得有多好理解。以下是该引文的原文和译文对照：
But between the defense of photography as a superior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and the praise of photography as a superior way of putting the self at reality’s service there is not as much difference as might appear. Both presuppose that photography provides a unique system of disclosures: that it shows us reality as we had not seen it before.
但是，在替摄影作为一种优越的自我表达手段辩护，与把摄影作为一种使自我服务于现实的优越方法加以赞美之间，差别并不像表面上可能有的那么大。两者都预先假定摄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显露系统：预先假设它向我们展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现实。
桑塔格十分喜欢使用长难句，因此提高了读者的阅读门槛，而对于译者想必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也要尽量保证其可读性，不至于令读者感到云里雾里。无法读懂或者不愿意读长难句和逻辑复杂的句子是作者和译者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增强文本的可读性是否会破坏原文的风格？文章是否一定要写（翻译）得足够容易被人们所理解？这些都值得被讨论。
但值得反思的是，近期中文世界确实缺少足够多的优秀和丰富的文化源，无论是书本文化还是影视文化。最近看了几部韩国的电影，对《狩猎》印象尤为深刻。感叹韩国如此「敢拍」的同时，也为中韩两国影视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感到无奈。
李如一说：
「苹果体中文」以佶屈聱牙的面貌登场，但如今几乎已成为全民娱乐。把外国公司四不像的中文文案怪罪到西人和「海外华人」头上是太过简单方便的办法，我们的观点是：外国公司的中文不好，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无法向西方世界提供「好」的中文导致了我们无法得到令我们满意的译文。但当「YYDS」「拴Q」「我真的会谢」这些词语大行其道，我们似乎无法仅仅批判翻译者本身的能力而非寻找问题的根本之所在，尽管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网络用语使用者隐藏着的妥协和无奈。
近年来脱口秀十分火热，「谐音梗」也被许多人熟知和讨论。李诞丝毫不避讳他对谐音梗的反感，我也并不习惯这一喜剧方式，因为——「谐音」的荒诞所带来的嘲讽扼杀了语言和逻辑的精确性所设计的喜剧效果。浪游记快并不是无赖地游戏人生。我们可以做且需要做的比创造「谐音梗」要更多。
在越来越多的谐音梗和缩写文化开始流行背后，我们得以窥探到一些为何没有好的译文或者说好的中文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对言论发表的审查制度，许多「阴阳怪气」的论调开始出现。我们越来越难以判断发声的人究竟是在严肃认真地讨论还是在含沙射影地嘲讽。在判断对方是敌军还是友军的同时，我们已经将我们的价值观念二元化，要么激烈反对要么热情拥护。在网络世界，充满包容和友善的讨论已经成为了吉光片羽般的存在。当我们的表达时刻有被和谐和删除的风险时，被关闭的并不仅仅是表达者的嘴巴，也有我们表达的欲望。
另一方面，娱乐碎片的侵蚀已经让人们不知不觉中习惯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快速的消费和偷懒的表达，更不必提高质量的思考和中立的价值判断。我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科技带来的便捷和节省下来的时间是否会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但对我而言，三分钟看完《百年孤独》、多倍速看完一部电影、随时随地的信息轰炸，是不健康的，我指的是精神层面。节省下来的时间并没有帮助人们更好地提高或放松自己，而是被消费在其他的注意力陷阱中。当我们越来越追求效率和自由时，已经不知不觉掉入了自我激励的圈套。我们驱赶着他者的剥削，却心甘情愿地自我剥削。一边享受着自我实现的优越，一边感到精神和肉体愈发难以被满足。对此，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总结起来，造成我们的语言工具和能力萎缩的，是文化的单一性，以及数字化对我们个人身份的异化。也就是，工具差劲、人不争气。James Carse 说，
由于文化并不是人们单打独斗完成的，而是他们相互携手所成就的。我们可以说文化的诞生是在人们决定成为一群人民的时候。作为一群人民，人们对规范、道德和交流方式相互达成一致。
一种文化是没有办法通过单打独斗走向繁盛的，而谐音梗的流行和文化单一化似乎令我们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沉默的声音和他们的文化一同在沉默中死去，可惜可叹却难以察觉。
中文何时能得以繁荣？当我们不会抱怨翻译的差劲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