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言论自由，霍姆斯大法官说：
「我认为，对意见表达的迫害，自有其特定逻舞。如果你对自己的预设前提和个人能力深信不疑，并一心追求一个确定结果，自然会借助法律为所欲为，扫除一切反对意见。如果你允许反对意见发声，或许意味着你觉得这种观点根本不值一驳（比如某个人指鹿为马时），或许因为你根本不在乎这什事，又或许来自你对预设前提和个人能力的内心疑虑。
但是，当人们意识到，时间已消磨诸多斗志，他们才会更加相信，达至心中至善的最好方式，是不同思想的自由交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也仅有真理，才能保证我们梦想成真。
无论如何，这正是美国宪法的基本理论。这是一场实验，正如人生就是一场实验。即使并非每天如此，但是，我们每年都会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某些建立在不完美理论上的预言。当那场实验成为我们制度的一部分时，我们应当对某种做法时刻保持警惕，那就是对那些我们深恶痛绝，甚至认为罪该万死的言论的不当遏制，除非这种言论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合法、紧迫的立法目的，惟有及时遏制，方可挽救国家命运。
基于『国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之规定，只有出现可能引发急迫危险的紧急状况，才能对言论于以限制。当然，我在这里表达的，只是个人意见和委碗规劝。我很遗憾，自己不能用更具说服力的文宇，表达自己对本案被告被假以美国宪法之名治罪的不满。」
布兰代斯大法官说：
「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者深信，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协助人们自由、全面地发展；在政府内部，民主协商的力量，应超过独裁专断的势力。建国先贤们珍视自由，将之视为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他们深信，自由是幸福之本，而勇气则为自由之本。他们也相信，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是探索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径。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谓理性商讨就是一句空话。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才能保障理性商讨，防止有害学说的蔓延传播。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思维僵化、消极冷漠的民众。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冶义务，更是美国政府的立国之本。建国先贤们承认，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他们也清楚，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来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的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够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決方案。纠正坏主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出一个好主意。正是因为相信公共讨论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建国先贤才放弃了钳制言论的立法——借助武力的讨论无疑是最坏的讨论形式。他们也认识到，即使是多数人的统治，也可能滋生暴政，所以才制订了宪法修正案，进一步保障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对社会危害的恐惧，不能成为打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正当借口。当年，人们还因为害怕女巫，而烧死女人。言论的一大职能，就是将人们从非理性恐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要想证明限制言论的正当性，必须存在合理的依据，证明一旦施行言论自由，将导致恶劣后果。同时，还必须合情合理地令人相信，这种危险迫在眉睫……
那些通过革命，为我们争得独立者并非懦夫。他们不畏惧政治变革。他们不会仅为维持秩序，就牺牲人民的自由。勇敢、自信的人们，将自由、理性的力量，注入民治政府的良性运转中，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多数言论不可能带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除非危害在大家充分讨论之前，就已迫在眉睫。如果有足够时间，应当让人们借助讨论揭示谬误，通过教育祛除邪念，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形下，才可对言论施以限制。若权力试图与自由和平共处，就必须遊循上述规则。在我看来，这也是宪法的要求。因此，如果无法证明确实存在紧急状态，美国人不会容忍任何剥夺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