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黑暗，人们因重新获得已被泯灭的意识而痛苦。并非出于我们的意志、懦弱或过失，可尽管如此，我们曾长年累月如牛马般生活：每天从黎明到黑夜，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饥饿、疲劳、寒冷和恐惧，留给反思、推理和情感体验的空间早已荡然无存。我们忍受罪恶、混乱和赤贫。如果在正常的生活中，相同的经历带给我们的痛苦要比在集中营中大得多，因为在集中营里，我们的道德尺度已经改变。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
早高峰堵车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有时候我会难免心生烦躁，然后插队，事后也会感到不好意思。我痛恨别人插队，却又想要自己插队。这当然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一种对交通规则的挑战，在原本的秩序中撕开了一道裂缝。
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我们每个人都自愿放弃了一部分自由，以换取社会秩序和共同利益。在堵车中，这种「契约」表现为大家都愿意耐心等待，遵守交通规则，期待最终能够顺利通过。然而，当有人插队时，这一隐形契约便被打破，插队者凭借自己的「机智」绕过了规则，而其他人则不得不继续遵守。插队的行为也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插队行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打破契约，造成拥堵更加严重。
但是，插队者本身是否会感到羞耻呢？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一方面，插队者也许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违反了公共道德，但在强烈的功利主义驱使下，他们选择无视这一点；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可能会在事后感到羞愧，尤其是在目睹了其他司机的愤怒或无奈后。然而，这种羞耻感并非来自对道德本质的深刻反思，而往往是由于他们被迫面对自己打破了「文明」这层表象的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羞耻感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保护机制。它提醒插队的人：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社会的容忍范围，需要自我调整。然而，这种羞耻感往往是短暂的，甚至可能被理性化为一种「生存技能」。毕竟，在某些环境中，灵活变通和打破常规被视为聪明之举，而非一种道德缺陷。
更有趣的是，当插队者成功到达目的地后，他们是否会体验到一种类似「幸存者的负罪感」的情绪呢？这种情绪通常出现在灾难或极端情况下，指的是幸存者在得知自己比其他受难者更幸运时所产生的内疚感。在插队的情境中，插队者或许不会立刻意识到他们已经占用了他人的时间和耐心，但当他们安全到达时，那种微弱的内疚感可能会隐隐浮现。毕竟，他们通过违背公共道德的方式获得了利益，而其他守规则的人则继续受困于堵车之中。
这种内疚感与幸存者负罪感有着相似的心理根源：都是因不公平的优势地位而感到的不安。插队者在事后可能会反思自己是否有更好的选择，是否真的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或许会意识到，自己只是利用了社会规则的漏洞，而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然而，正如幸存者负罪感不会真正改变幸存者的境遇，插队者的内疚感也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得到的实际利益。
那么，为什么在插队行为如此普遍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有羞耻感和内疚感？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社会日益功利化和个体化，我们依然希望维持一种集体的道德认同。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人」，希望我们的行为能够符合社会的期望，甚至希望通过遵守规则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背离了这些期望的时候，羞耻感和内疚感便会随之而来。
然而，正如「弱势美德」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羞耻感和内疚感无法真正让我们成为道德上的英雄。它们只是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一种不至于完全堕落的自我认同。事实上，如莱维所说，在某些情况下，插队行为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弱势美德」——一种为了生存或效率而不得不采取的变通手段。
最终，插队行为映射出的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面对规则与生存的双重困境。我们既渴望成为遵守规则的好公民，也在迫不得已时采取非常规手段来达成目标。羞耻感和内疚感提醒我们，文明社会的脆弱性和个体行为的复杂性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显现的。我们或许无法完全消除这种矛盾，但至少可以通过反思，找到一种在道德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探讨插队行为以及其背后的羞耻感和幸存者负罪感时，不免让人想到，这看似寻常的行为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深沉的社会问题。插队，这件小事，何尝不是社会道德与功利主义之间一场无声的较量？那些插队的人，并非一开始便是冷酷无情、漠视规则的。他们不过是在这个越来越强调效率、个人利益至上的社会中，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选择，是为了那一刻的生存，却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无声的试探。是顺应集体的道德，还是追求个人的利益？是从善如流，还是成为一个孤立的「英雄」？这些问题，像是品尝一杯咖啡，初入口时不觉怎样，但慢慢的，便有了一些苦涩。虽不至于让人立刻警醒，却在心底慢慢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