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

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就是由它引入人类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闲暇。

大卫·萨诺夫将军在演说中说：“我们很容易把技术工具作为那些使用者所犯罪孽的替罪羊。现代科学的产品本身无所谓好坏，决定它们价值的是使用它们的方式。”

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传统反应是：如何使用媒介至关重要。这就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

在一个有文字的、形态同一的社会里，人对多种多样、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觉。

一切媒介均是感官的延伸，感官同样是我们身体能量上“固持的电荷”。人的感觉也形成了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

热媒介只延伸一种感觉，具有“高清晰度”。高清晰度是充满数据的状态。

热媒介并不留下那么多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或完成。因此，热媒介要求的参与度低；冷媒介要求的参与度高，要求接受者完成的信息多。

热媒介有排斥性，冷媒介有包容性。

任何其他形式的媒介，只要它专门从某一个方面加速信息交换或流通的过程，都会起到分割肢解的作用。

我们在一切疾病和生活压力中都经历了三个阶段：惊慌、抗拒和倦怠，个体的病症和集体的病症都是如此。

小说的叙述略去的东西太多。大网眼的长筒丝袜比平滑的尼龙丝袜更美观，因为眼睛必定要代替手掌去填充并补足它整体的形象，正像电视屏幕上的马赛克图像需要填充一样。

严刑峻法是对严重犯罪的最大威慑力量吗？再说炸弹和冷战，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是维护和平的最有效手段吗？凡事被推向饱和，必然要发生沉淀。

电的作用不是集中化，而是非集中化。

游动迁徙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是静止不动的。相反，静坐少动的专业人士却是动态的、爆炸性的、进步的。新型的富有吸引力的或世界性的大都会将是静态的、图像性的、无所不包的。

人们对自己在任何材料中的延伸会立即产生迷恋。

人体是各种器官构成的一个整体，维持和保护着中枢神经系统，是对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突然刺激的缓冲装置。突然的社会失败和羞愧使人震撼。有人会痛心疾首，有人会全身肌肉震颤。这是身体发出的信号，叫人退出构成威胁的环境。

只挑选一种感官去对付强烈的刺激，只挑选一种延伸的、分离的、“截除的”感觉去用于技术——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就是技术使创造者和使用者麻木的原因。

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

布莱克认为人是被技术分割肢解了，他认为这些技术是人体器官的自我截除。器官被截除以后，每一种器官都变成一个高强度的封闭系统，这个系统把人抛进“苦难和战争”之中。

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

我已经阐明，媒介（即人的延伸）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

我们搜集资料的工作业已到达一个类似的时刻，我们每一次伸手取口香糖的动作，都清清楚楚地被计算机捕捉住了，我们最细微的动作都被转换成为一种新的概率曲线或某种社会科学参数。我们的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变成了信息加工过程，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放在身外的电力技术中了。

各种门类的艺术家总是首先发现，如何使一种媒介去利用或释放出另一种媒介的威力。

艾略特说，波德莱尔“教我们如何把平凡生活的意象上升到最强烈的高度”。为达到这一目标，不是靠省去诗意的力量，而是靠简单调节一种文化的氛围，使之与另一种文化的氛围形成杂交的形式。在战争和移民浪潮中，新的文化融合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规范，正是靠这种方式实现的。

在这个电力时代，我们发现自己日益转化成信息的形态，日益接近意识的技术延伸。我们说我们日益了解人，就是这个意思： 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

公爵：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到树木的谈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我不愿改变这种生活。 阿米恩斯：殿下真是幸福，能把命运的顽逆说成这样恬静而可爱。 （《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

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

千百年来，“常识”被认为是人的独特能力，是将一种感知经验转换成各种感知的能力，是将感知的结果不断以统一的表象展现给人脑的能力。

城市的功能是重新塑造人，把人改变成比他的游徙祖先更适宜生活的形态。如果是这样，难道不可以说，当目前整个生活转换成信息的精神形态时，全球和人类大家庭都要被转换成统一的意识吗？

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

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社会对自身的运转机制有过足够的了解，并因此而培养出对抗新延伸和新技术的免疫机制。今天我们开始感到，艺术也许能提供这样的免疫机制。

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人文领域，凡是能把握自己行为以及当代新知识含义的人，都是艺术家。艺术家是具有整体意识的人（The artist is the man of integral awareness）。

汽车问世以前，谁也不需要汽车。电视节目出现以前，谁也不会对电视感兴趣。技术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但是这一威力并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存在，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我们失去视觉时，别的感官在一定程度上接替了视觉的作用。但是，动用可以调动的感官的需求，和呼吸一样，是很顽强的。

作为任何暴虐和压迫下苟安策略的分割与专门化，有一种伴生的危险。为了完美地适应环境，生物体需要把它的全部能量和生命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使它自己处于某种静态的极限。哪怕是环境的轻微变化，也会使适应力完美的生物无法去迎接新的挑战。这就是社会中“传统智慧”的代表们所处的困境。他们把安全和地位的全部赌注都押在已经习得的知识这种唯一的形式中，所以革新对他们不是新奇，而是毁灭。

当一个时代的技术向一个方向迅猛突进时，智慧完全可以召唤一种与之抗衡的反冲击。

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出了一种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

轮子使人的肢体更轻盈、快速地在事物之间移动，使肢体的卷入越来越少。语言使人延伸和拓展，却又使人的官能割裂。人的集体意识或直觉，由于言语这种意识的技术延伸而被削弱了。

计算机以技术给人展示了世界大识大同的圣灵降临的希望。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似乎不是翻译，而是绕开语言去支持一种普遍的寰宇意识。它也许很像柏格森梦想的集体无意识。生物学家说，“无重力”状态预示着肉身的不朽。也许，“无重力”状态和无语言的境界会同时出现吧，无语言的状况可能会赋予人永恒的集体和谐与太平。

视觉世界和听觉世界之间的这种决然分割、平行发展，是粗暴无情的。用拼音文字书写的词汇牺牲了意义和知觉，而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国的会意汉字之类的文字却能将意义和知觉固定下来。但是，这些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文字形态却不能向人提供突然转换的手段——从部落词语充满魔力的非连续性的传统世界转入低清晰度的整齐划一的视觉媒介的手段。

「个体的分离性、时空的连续性和法典的一致性，是有文字的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部落文化，如像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在文化知觉和表达的广度和精巧方面要比西方文化优越得多。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并非是价值问题，而是社会的结构。部落文化不可能接受独立的个体和分离的公民。它们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既没有连续性，也没有一致性，而是有强烈的同情性和抗压性。字母表的威力是延伸视觉统一性和连续性模式，这就是各种文化感知到的字母表的『讯息』。」

作为视觉功能的强化和延伸，拼音字母在任何有文字的社会中，都要削弱其他官能（声觉、触觉和味觉）的作用。这一情况没有发生在诸如中国这样的文化中，因为它们使用的是非拼音文字，这一事实使之在经验深度上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宽泛的知觉。这种包容一切的知觉，在拼音文字的发达文化中受到了侵蚀。会意文字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完形，它不像拼音文字那样使感觉和功能分离。

唯有使用拼音文字的文化，才掌握了作为心理和社会组织普遍形式的、连续性的线性序列。将各种经验分解为整齐划一的单位，以产生更快的行动和形态变化（应用知识），始终是西方的力量既驾驭人又驾驭自然的秘密。

“隐喻”（metaphor）一词由两个希腊语素meta（变化）加pherein（传送）组成，其意义是搬运或运输。我们在本书中所关注的，是一切形式的货物运输和信息传输（transport），它们既是隐喻，也是交换。每一种形式的传输都不只是简单的搬运，而且涉及发讯者、收讯者和讯息的转译和变换。任何媒介的使用或人的延伸都改变着人际依存的模式，正如它改变着我们各种感觉的比率一样。

速度加快造成有些经济学家所谓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果这一结构范畴太广，以致其生产和控制中心无法驾驭整个结构，有些板块就开始分离出来，构成新的独立的中心—边缘系统。 ...... 陆上强国比海上强国更容易形成一元化的中心—边缘模式。

加速发展的技术手段会消除村庄和城邦的独立性。每当加速发展发生以后，新的中央政权总要采取行动使尽量多的边缘地区同质化。

电力时代的加速度对偏重文字和线性逻辑的西方人的破坏力，和罗马的纸路对部落村民的破坏力一样大。我们今天的加速度并不是缓慢地从中心向边缘的外向爆炸，而是瞬间发生的内爆，是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

体力问题变成了心理问题，因为空间距离的消除使旅行困难的问题也容易解决了。这一原理适用于一切媒介研究。一切交换和人际交往的手段，往往随速度的增加而得到改善。反过来，速度又加重了形式和结构的问题。

对人造环境的这种生物学探索，在如今的电力时代中又一次成为人们追求的方法。真不可思议，「人的尺度」的观念在机械主义的几百年间，似乎完全没有什么诱人的魅力。

「权力增加并更加容易达到外围地区时，它就定位于各具特色的、分派的职务和职能之中。」这一公式是人的各级组织的加速原理。

都市空间对于电话、电报、电台和电视来说，同样已经过时，市镇规划人所研讨的理想都市空间中所谓的“人的尺度”，对于这些电力媒介同样是不适用的。我们的电力延伸简直是超越时空的。这些延伸造成的人的卷入问题和人的组织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又要回头渴望汽车和高速公路那种生活朴素的时代。

正如文字是我们最公允、最客观的感觉（即视觉）的延伸和分离一样，数字是我们最亲密的、相互关系最密切的活动（即触觉）的延伸和分离。

从各种意义上说，统计数字的聚集，都给人注入一种对于公众口味和公众情感的新的原始直觉和充满魔力的潜意识知觉：“你使用名牌产品会感到更加满意的。”

由于意识复杂而细腻，它可能因任何一种感知强度的加重或减弱而受到损害，也可能因此而终止。将一种感知强度加重或减弱，是催眠术的方法。用一种新兴媒介加强一种感知，可以使一个社区全部陷入催眠状态。

（爱因斯坦）他说，量子无法用数学去处理。这一断言等于是说，吟诵的诗歌不能转换为印刷书页上的视觉形态。

借助这一无限分割和无限重复的神奇功能，一切歪斜的、曲线的和不平坦的非视觉形象的东西转换为视觉形象上平面的、直线的和相同的东西。同样，由此再往回推几百年，拼音字母表已经侵入非连续性的蛮族文化，并且将其错综复杂性和轮廓模糊性转换成西方世界视觉文化的整齐划一性。被我们至今当作“理性”生存标准的，依然是这种同一的、连续的、视觉的有序性。在我们这个电力时代，事物的相互作用瞬间发生，并且是以非视觉的形态。因此，如果过去未注意“理性”首先是来自何方的话，如今我们就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界定它。

隐私和个体本位主义一样，在部落社会中是闻所未闻的。西方人在估计我们的生活对无文字民族的吸引力时，要记住这一事实。

落后民族对裸体的态度与我们所认为的画家和雕塑家对待裸体的态度一样，即调动所有感官。对于使用整个感觉系统的人来说，裸体是结构形态最丰富的表现。然而，对于工业社会太偏重视觉的、失去平衡的感知来说，与可以触摸的肉体突然遭遇，确实就像是欣赏令人心醉的音乐。

新服饰和新住宅中，我们统一的感受力在对材料和色彩的宽泛知觉中纵情享受，这就使我们的时代成为音乐、诗歌、绘画和建筑最伟大的时代之一。

如果服装是个体肌肤的延伸，是储存和输导体温的手段，那么，住宅就是家庭或群体为此目的而集体采用的手段。作为居所的住宅是人体温度控制机制的延伸，即集体的肌肤或衣服。城市则是适应庞大群体需要的、人体器官的进一步延伸。

然而，对宇宙的冷漠却可以培养对细枝末节和专门任务的强烈关注，这正是西方人独特的力量所在。专门化的人绝不犯小错，然而他走向的目标却是绝大的谬误。

一种新的延伸在人的所有感知和官能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这就导致我们所谓的“新观点”——在许多领域中的新态度和新偏好。

在我们复杂的生活中强化一种因素，自然也引起我们因技术而延伸的官能产生一种新的平衡，进而又因为新动机和新发明而产生新面貌和新观点。

在这个领域，媒介即讯息。电灯一亮，就出现一个感知的世界。电灯一灭，这一感知世界就荡然无存。

上述电力技术延伸到提供全球性恒温控制时，鲜明地显示出，作为人体调温机制的住宅已经过时了。集体无意识过程的电力延伸在产生没有围墙的意识中，可能会使语言的障壁过时，这一点同样是可以想到的。语言是我们五官的结结巴巴的延伸，五种感官的比率和波长因语言而有所不同。最近的意识模拟将以大规模的超感官知觉的形式超越语言，正像全球恒温机制可以超越我们称为住宅的肌肤和身体的延伸一样。这样一种凭借电力模拟意识过程的延伸，很容易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

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进行贸易的人卷入的是一种最古老的消遣，即人类祖先爬树荡树的消遣。他认为，大型树栖猿最原始的抓握、计算和计时的活动，可转换为一种最古老的运动型的金融活动。猿人的手在树枝上学会了一种抓握的模式，这一模式与用手进食的模式相去甚远。同样，商人和金融家也形成了一整套使人着迷的抽象活动，这些活动是大型树栖猿热心攀缘和迁徙运动的延伸。

和文字一样，货币也有力量使人的精力专门化和得到重新疏导，并使功能分离，正如它可以将一种工作转换并译解为另一种工作一样。

货币作为一种使劳动和技能放大和延伸的社会资产，是便于获取和携带的，但是随着象征性货币即纸币的到来，它就失去了很大的魔力。

货币是社会媒介，亦是内心希望和动机的延伸；货币产生了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就像妇女时装的潮流一样。

只要全身心地介入从事的活动，都无所谓工作不工作。“工作”的出现肇始于劳动分工和职能的专门化，发端于不再游徙的农业社区的任务之中。在电脑时代，“工作”让位于奉献和承诺，部落时代也是如此。

在信息瞬息万里的电子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割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信息瞬息万里的时代，人结束了分割的专门化工作，承担起了搜集信息的角色。今天，信息搜集恢复了“文化”的宽泛观念，这一点和采集食物的原始人要与环境保持完美的平衡完全相同。在这个新型的、踪迹不定的、无所谓专门“工作”的世界里，我们的猎物是知识，是对生活和社会过程的洞察力。

将一切触摸到的东西变成黄金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切媒介包括语言的性质。

当一种商品生发出某种自我延伸时，它就趋向于使其他一切功能适应那种延伸。

埃利亚斯·卡内蒂强调指出，构成人群基础的动力是迅速和无限增长的驱力。这种驱力也是财富或财宝的特征。事实上，普遍使用的现代财富单位是百万。这是任何货币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单位，与百万这一单位随时相连的思想，是相信迅速的投机钻营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同样，卡内蒂又说明，为什么在希特勒讲演中总是能听到数字增长的野心。

不仅工作，而且吃饭睡觉，都逐渐顺应了时钟的需要，而不是生物体的需要。由于任意的和统一的时间计量模式在社会中延展开来，连服装都经历了一年一度的变化，以方便工业生产。到了这个时候，机械计时作为应用知识的原理，和印刷术、装配线通力合作，成为统一的分割过程的手段。

现在，到了这个权力和信息非集中化的时代，我们对于在统一的钟表时间下生活开始感到焦躁不安。在这个空间—时间时代里，我们谋求的是节奏的多元性，而不是节奏的重复性。这是士兵的行进节奏和芭蕾舞节奏的区别。

电子时代发现，瞬息万里的速度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使人重温一种整体和原始的知觉。

读写文化本身又是抽象的禁欲主义，它为人类社区中无穷无尽的匮乏模式铺平了道路。读写文化普及以后，时间可以呈现出封闭空间或图画型空间的特性，这样的时间可以反复切割。

耳朵世界的拥抱性和包容性远远胜过眼睛世界。耳朵是极为机敏的。眼睛却是冷峻和超然的。耳朵把人推向普遍惊恐的心态。相反，由于眼睛借助文字和机械时间而实现了延伸，所以它留下了一些沟壑和安全岛，使人免受无孔不入的声音压力和震荡。

媒介的基本功能——储存信息并加快信息传输。

看看远古时代推动技术发展的过程，那有助于我们把握方向：那时的劳动是专门的奴役，而闲暇本身则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意味着全身心地介入人所从事的活动。

强调制定视觉蓝图和精确性，是一种爆炸性力量，它既割裂力的世界又割裂知识的世界。视觉信息日益增长的精确度和数量，将印刷品转换成透视法和僵化观点的三维世界。

在中世纪低清晰度的木刻世界里，每一件物体都形成自身的空间，不存在它必须顺应的、合理而连贯的空间。由于视网膜上的形象受到强化，物体不再凝聚在自身形成的空间中。相反，它们被“容纳”进了一个统一、连续而“合理”的空间。1905年，相对论宣告统一的牛顿空间理论解体，并说明它是一种幻觉或神话，虽然它是一种有用的理论。爱因斯坦宣告了连续的或“合理”空间的末日，这就为毕加索和马克斯兄弟以及《疯狂》画刊的艺术铺平了道路。

版画和漫画提供了理解电视形象的有用的方法，因为它们提供的信息或连续的细节非常之少。然而，画家和雕塑家很容易理解电视，因为他们知道，需要很大程度的触觉介入才能欣赏造型艺术。

司汤达说：“我仅仅把人物置于他们的愚蠢造成的后果中，然后又赋予他们头脑，使他们遭受痛苦。”

深度卷入使人比以往更加认真地对待自己。

从乔伊斯到毕加索，艺术精英一向都钟情于美国的通俗艺术，因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一种对官样文章的真正富有想象力的反动。相反，上流的艺术仅仅趋向于逃避和指责高清晰度的喧闹行为，或“令人满意的”社会中的喧闹行为。上流的艺术是工业社会里专业化特殊技艺的一种重复。通俗艺术犹如丑角，它提醒我们注意日常例行公事中忽略了的一切生活和功能。它大胆表现社会中专门化的例行公事，扮演一个整体人的角色。但是，整体的人在专门化的环境中全然是无能为力的。

一切电器绝非什么省力的装置，而是构成了新型的劳动形态，使工作非集中化，使人人有事要干。这也是电话和电视图像世界的性质，因为它们对使用者的要求，远远超过了收音机和电影的要求。由于电力技术的参与性和自己动手性，电视时代的任何一种娱乐都偏爱上述的个人介入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电视时代的孩子不会读书，因为传授阅读技能的办法通常是浅层的、消费似的活动。所以高难度的平装书，由于它具有深度介入的性质，能吸引蔑视一般故事书的年轻人。今天的教师常常发现，一页历史书都不会读的学生却在成为代码和语言分析的专家。因此，问题不是现在的孩子不会读书，而是在深度介入的时代里，人们看不见长远的目标。

既然他们对其形式一窍不通，他们对其内容当然就一无所知。他们看到的全是残害和暴力。因此，借助朴素的字面逻辑，他们就抱着等着瞧的态度，以为暴力会在世上泛滥成灾。或者抱着另一种态度：把现存的犯罪归咎于滑稽漫画。

训练又使我们失去了一些能力，使我们不能把一种情况和另一种情景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误认为，卡普辛辣讥讽的现实主义是幽默。他表现人们卷入的可怕困境，表现人们因此而不能自拔。他越表现这一困境，人们反而越起劲地痴笑。斯威夫特[127]说：“讽刺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镜中看见每个人的面容，唯独看不到自己的面孔。”

《疯狂》画刊是把广告作为娱乐的报纸形式的马赛克，而娱乐是疯狂的一种形式。尤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兼有版画和木刻特点的表现和经验的形式，它那突发的魅力是我们的文化深刻变化的可靠标志。

事实上，活字印刷术诞生后的头两百年的主要推动力，是渴望看古代和中世纪的书籍，而不是需要读新书、写新书。

延伸似乎是器官、感觉或功能的放大，它激发中枢神经系统采取一种麻木的自卫姿态，去保护受到延伸的区域，至少要保护直接的审视和知觉延伸的区域。

从社会角度看，印刷术这种人的延伸产生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庞大的市场、识字和教育的普及。因为印刷品表现出可重复的、准确的形象，这就激励人们去创造延伸社会能量的崭新的形式。印刷品在文艺复兴时期释放出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能量——今天的日本和俄国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把个人从传统的群体中解放出来，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把个体凝聚成一股强大力量的模式。 …… 印刷物的心理和社会影响之一，是将其易于分裂而又整齐划一的性质加以延伸，进而使不同的地区逐渐实现同质化。结果使力量、能量和攻击性都得以放大，我们把这种放大与新兴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

也许，印刷术给人馈赠的最重要的礼品，是超脱和不卷入的态度——只需行动而不必做出反应的能力。

开放社会之所以开放，是因为它有一种同一的、借助印刷品实现的教育过程。借助积累的手段，这一过程可以使任何群体实现无限的拓展。印刷书籍以印刷术在视觉秩序上的同一性和可重复性为基础，它成为最早的教学机器，正如印刷术是手工艺最早的机械化一样。

大概可以说，一切工具和机器的主要特点是节省人体动姿，这是身体所受压力的直接表现。身体压力迫使人将肢体外化或延伸，无论言语或轮子都是人的外化或延伸。

对人体通过延伸而增加的力量和速度所做的反应，又产生新的延伸。每一种技术在造就它的人的身上，都造成新的紧张和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及其新的技术回应，是由于我们拥抱现存的技术而诞生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雪橇下面装上的轮子，是腿脚的加速器，而不是手的加速器。与脚的加速相伴生的，是对路的需求。同样，背部延伸成椅子的时候，随之而起的是对桌子的需求。轮子是从腿脚分离出来的独立结构，椅子同样是从人体背部分离出来的独立结构。>

轮子和道路是形成集中制的媒介，因为它们加速的程度是轮船不能企及的。然而，加速运转超过某一程度，当它通过汽车和飞机而达到这个程度时，它就在原有的集中制内造成非集中化的过程。这就是当代都市混乱的原因。

比如一位朋友夸赞孩子说：“啊，你的孩子真乖！”母亲听见了接着说：“哦，说不上，你应该看看他的照片，那才叫乖呢。”照相机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和显示事物相互关系的力量

单片眼镜和照相机都趋于把人变成物，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了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这使一些人感到不安。让·热内的剧作《阳台》（The Balcony）就是这个主题：社会在暴力和恐惧的包围中好比是一所妓院。人渴望出卖灵肉的愿望抗住了革命的混乱。在最狂热的变革中，这家妓院竟岿然不动、经久不衰。总之一句话，摄影术给热内以灵感，使他把握住了这一主题：自摄影术诞生以来的世界，犹如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妓院。

如果说拼音字母表这一技术手段切断了口语和伴生的语音及体态的关系，那么照片及其在电影中的演化，又使体态恢复到人记录经验的技术中。迅速抓拍到的人体姿态，吸引人空前地注意身体姿态和心理姿态。照片的时代成了身体姿势、模拟表演和舞蹈的时代，任何其他时代在这个方面都不能与之匹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观察，以阐释个体姿态和集体姿态对梦境和日常行为的影响为基础。

对研究媒介结构的人而言，当今世界整个马赛克的每一局部，都富有栩栩如生、意义隽永的生活情趣。

如果说我们的外表体姿受照片的影响，那么我们的内心姿态和自我对话也受照片的影响。

照相术表现自然景物的力量远远超越了颜料和语言描绘自然景物的力量，因此它产生了一种逆反的效果。由于它赋予物体自我成像和“不用句法表述”的手段，所以它也推动了心理世界的描绘。不用句法或不用言语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借助姿势、模拟表演和完形的表述。这一新的维度为诗人对人的考察敞开了大门，波德莱尔和兰波这样的诗人表现的正是心灵的图景。

报界的广泛主题，只有靠与该媒介的形态模式直接接触才能处理好。因此有必要立即指出，“人情味”这个专门术语的意思是：多种版面或多种信息条目以马赛克的形式排列在同一张纸上产生的效果。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报纸可以给事件抹上一层偏见的色彩，因为它既可以借用事件也可以完全不借用事件。

自动化控制局面以后，情况就明朗化了：信息是关键的商品，而实物产品只不过是信息运动的偶然形态。信息成为电力时代基本的经济商品，信息时代的早期阶段被广告和娱乐方式遮掩得若明若暗、模糊不清，广告和娱乐方式使人看错了路子。

广告也是新闻。广告的“错误”在于，它们总是报告好消息。为了使效果保持平衡并兜售好消息，就需要许多坏消息。而且，报纸是热媒介。为了确保报纸的热度和读者的参与，它必须登载坏消息。如上所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是报忧的消息（Real news is bad news），自印刷术以来的任何报纸足以为证。作为新闻，水灾、火灾和其他公共灾害的新闻价值超过任何个人的恐怖或罪恶。相比而言，广告必须要高声嚷嚷，宣示它给人愉快的信息，以抗衡恶事传千里的渗透力。

偏重书籍的人又误解了报纸的集体马赛克形态，他们抱怨报纸无休止地报道社会的阴暗面。就其形式本身而言，书籍和报纸都用于揭示内幕

为什么我们喜欢读表现我们熟悉的场景和人物的小说，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经验转换为新的媒介，确实赐予我们愉快地重温过去知觉的机会。报纸再现我们使用自己五官的激情。

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宣传家，而且是集体鼓动家，也是集体组织家。”斯大林把报纸称为“我们党最有力的武器”。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我们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很注意报纸马赛克的集体形态，因为它具有将自己的预设强加于人的魔力；他们不太注意书面词语表达个人观点的功能。

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存在于媒介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讯息或节目之中。

我们不应该只想到用电视购物，而应该意识到，电视内部通讯网意味着购物本身的结束，意味着我们目前认识的这种工作形式的结束。

轮子走向过时本身并不意味着它已消亡。这仅仅意味着，和书法或印刷术一样，轮子正在文化中退居辅助的角色。

正如约翰·济慈在《傲慢无礼的马车》（The Insolent Chariots）里对马车和马车工业所做的抨击一样，凡是一辆马车能去之处，所有其他马车都可以去；凡是马车所到之处，马车版的文明必然要接踵而至。

汽车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同一的、标准化的机械装置，它与谷登堡技术和文字种类相同，它们合在一起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阶级社会。

电的力量正在结束同一性和标准化的机械时代，重新创造地位和角色的规范。

大型商业中心的兴起，是为了适应有车一族的需要。它们是一些奇怪的孤岛，使无车代步的行人产生没有朋友、被人肢解的感觉。汽车使行人感到烦恼。

一言以蔽之，汽车完全改变了一切空间，包括使人结合和分离的空间。在未来的十多年里，它还要继续这样做，十多年过后，接替汽车的电子玩意将会涌现出来。

受众参与程度增加时，产品本身的重要性随之降低。

广告的变化趋向是脱离产品中的消费者形象，走向开发过程中的生产者形象。生产过程的企业形象把消费者纳入了生产者的角色之中。

理想的效果来看，广告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一切冲动、愿望和努力的程序化的和谐。借助手工艺的方法，它大踏步地迈向集体意识这个终极电子化目标。

广告不是供人们有意识消费的。它们是作为无意识的药丸设计的，目的是造成催眠术的魔力，尤其给社会学家催眠。这就是广告潜移默化功能的一个侧面。

民主自由在很大程度是对政治的忽视，是对这样一些威胁的忧虑：鳞状头皮、腿部多毛、肠胃疲软、乳房松垂、牙齿脱落、体重过高和精力疲惫。

照片和电视诱使我们脱离文字的和个人的“观点”，使我们进入群体图像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这的确是广告所起的作用。它表现的既不是个人的观点，也不是一种风光（vista），而是给人提供一种生活方式：要么就是人人都予以接受，要么就是谁也不接受。

广告被证明是一种具有自偿作用的社区娱乐形式

我们认为幽默是心智健全的标志，这一点有充分的理由：在欢乐嬉戏中我们又恢复了整体人的天性，而在工作和专业生活中，我们却只能用上整体人的一小部分天性。

游戏是大众艺术，是集体和社会对任何一种文化的主要趋势和运转机制做出的反应。和制度一样，游戏是社会人和政体的延伸，正如技术是动物有机体的延伸一样。游戏和技术都是反刺激的媒介，或者是适应专门化行为压力的方式：任何社会群体中都必然出现专门化的行为。游戏是对日常压力的大众反应的延伸，因而成为忠实反映文化的模式。它们把全民的行为和反应熔于一炉，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形象。

无文字的社会在痛苦的摸索中开始学习读书写字，开始以三维空间的视觉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和他们一样，我们在痛苦中开始摸索重新部落化的过程。

艺术如何成为神奇游戏和仪式的文明替代品，正是非部落化走过的历程，非部落化的过程是与文字同时来临的。和游戏一样，艺术成为身心完全介入的、古老魔力的模拟回声，同时也是超乎这种魔力的一种解脱。

正如我们的口语一样，一切游戏都是人际交往的媒介，除非成为我们内心生活的延伸，否则它们是既不能生存也没有意义的。

嬉耍和游戏要受人欢迎，就必须传达日常生活的回声。另一方面，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游戏，就等于堕入了无意识的、行尸走肉般的昏迷状态。

一代人的社会习俗往往变成下一代人的“游戏”准则。

有些落后社会或部落猝然转换为工业化、专门化、机械化的形态以后，往往难以设计出运动和游戏之类的矫正剂，以便创造出与这一转化相抗衡的力量。这些社会陷入迂腐的泥潭。没有艺术的人，没有游戏这种大众艺术的人，往往像毫无意识的自动机器。

一件艺术品除开它对观赏者产生的影响之外，别无什么存在或功能。与游戏或大众艺术、传播媒介一样，艺术能使人的社群形成新的关系和姿态，它有力量借此将自己的假设强加于人。

因为使游戏与我们的生活相关的是游戏的模式，而不是参加游戏的人，也不是游戏的结果；信息运动亦是如此。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电力时代里同时在各地共处这一事实，是一种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经验。从积极经验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容易在读报看电视时具有与世人共存的知觉。

给人以弥漫印象的电力形式具有深刻的触觉性和有机性，客体因此而被赋予统一的可感受性，古人的洞穴画就是这样的。

任何革新都威胁着现存组织的平衡。 …… 没有一种新思想是从一个大企业内部肇始的，它必定要从外部开始发难，通过一个小型的、与之唱对台戏的组织来发动攻势。

对身体的照料成为当代安抚神经的镇静剂，在她那个时代，人类破天荒第一次使时代的神经系统延伸到时代之外。

「人情味」就是参与他人经验的向度，这种直接参与是由于瞬时信息的传递而发生的。当人们必须与全人类享用中枢神经系统共同的延伸时，他们对怜悯和愤怒也同样能做出瞬时反应。

美国通过铁路、邮局和报纸的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建立了中央政治控制。……电报迅速削弱了这种中央—边缘模式。

帕金森仔细掩盖起来使自己和读者难以看清的，只不过是这样的事实：在信息运动的领域，主要的“所要完成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信息的运动。在电力时代，全然通过选定的信息而产生的人与人关系，是财富的主要源泉。

阵地战业已结束，在个人的和团体的战斗行动中都是如此。在事业上，亦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前进”也许意味着退出游戏。世界犹如一个瞬间即可扬名的共鸣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前进”的问题。

打字机和电话是差别最大的异卵双生子，它们接手了改造美国妇女的任务，用技术去无情而彻底地改变她们。

它要求我们的感官和官能参与其间。与收音机不同，它不能被用作背景，因为电话提供一种很弱的听觉形象，我们借用全部感官去强化并补足这一形象。当听觉形象的清晰度高时，比如收音机的听觉形象就是这样，我们就将这种听觉化为视象，或借助视觉去补足它。当视觉形象的清晰度或强度高时，我们靠提供声音去补足它。

电话是一种要求参与的形式，它要求一位同伴，它具有电力两极性的一切强度。它确实不像收音机那样具有背景工具的职能。

在电话里说话，唯有知识的权威在起作用。委派的权威是线性的、视觉的、等级性的。知识的权威是非线性的、非视觉的、无所不包的。

唱机当时被认为是电话交谈内容的有声记录，因而才出现了“phonograph”和“gramophone”这样的名字。

音响往高保真度的转换对音乐而言，犹如立体主义之于绘画、象征主义之于文学。换言之，这种转换意味着接受一种经验中的多种侧面和多种层次。

任何深入参与进去的东西，都取得了和最重要的问题一样的重要性。因为“深入”意味着“相互联系”，而不是“相互分离”。深入意味着洞察力而不是观点，而洞察力又是一种正在展开的精神介入，它使事情的内容退居十分次要的地位。意识本身是完全不依赖内容的一种涵盖面广泛的过程。意识本身并不要求以意识到任何具体的东西为前提。

电话：没有围墙的言语。 唱机：没有围墙的音乐厅。 电光：没有围墙的空间。 电影、电台和电视：没有围墙的教室。

正如照片促使画家向抽象艺术和雕刻艺术的方向靠拢一样，电影使作家坚定地在语言简练和深刻象征方面下功夫。在这两个方面，电影也不能与作家匹敌。

电力的共时性结束了专门的学习与活动，它要求深刻的相互关系，甚至是人格的相互关系。

电影不仅是机械主义的最高表现，而且它提供的是魔力四溢的消费品即梦幻，乍一看这似乎是矛盾的。电影给穷人提供了财富和权力的角色，这超乎穷人的梦想。

电影不仅是第一个伟大的消费时代的伴生物，而且是一种刺激性的广告，也就是一种重要的刺激性的商品。再用媒介研究的话来说，显而易见，电影能利用的可提取信息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

重印刷文化的人之所以很容易爱上电影，正是因为电影和书本一样，提供了一个虚幻和梦境的内在世界。看电影的人和看书的人一样坐在那里沉入心理孤独的状态中。

电力技术使马赛克世界卷土重来，这是一个内爆、平衡和静态的世界。在我们这个电力时代，拼命爬到峰巅的个人那种单向膨胀，看起来像一个生命被践踏、和谐被破坏、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这就是电视马赛克形象传达给人的下意识的信息，因为电视马赛克具有同步冲动的整体场。

学习读书写字仅仅是书面文化一个次要的方面。对那些正在努力启动通向工作和空间的视觉组织的标准化的地区而言，是否重视书面文化是一块试金石。借助书面文化完成内在生活的心理转化，使之走向分割的视觉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经济起飞才能保证扩大生产的持续运动，才能保证商品交换和服务业不断加速发展。

非视觉世界蕴涵着丰富的前文字时代的生命力，它仍然感受到广播的强烈影响。广播的信息是猛烈、统一的内爆和回响，对非洲、印度、中国甚至俄国而言，广播是一种深刻而古老的力量，是联结最悠远的岁月和早已忘却的经验的纽带。

和中性的眼睛相比，耳朵是非常敏感的。耳朵没有宽容性，它是封闭的、排他性的；眼睛却是开放的、中性的、富有联想的。

如果只提供演戏的声音，我们就不得不填补全部的感知，而不仅仅是表演的视象。如此之多自己动手的要求，或者说如此之多行为的补足和感知的“关闭”，在青少年中养成了一种独处孤立的倾向，这就使他们冷漠超脱、不易接近。广播赋予他们神奇的声音屏障，给他们做家庭作业时提供了隐私的小天地，使他们免受父母的使唤。

所以，想使媒介普遍为人接受的商业公司，必然千篇一律地满足于追求“娱乐性”，以此作为一种中性的策略。再也找不出比这种策略更像是鸵鸟政策的了，因为这一策略能保证任何媒介的最大渗透力。偏重书面文化的社区总是主张以表现争辩和观点的方式来使用报纸、广播和电影。结果不仅会削弱报纸、广播和电影的功能，而且还会减弱书本的功能。商业娱乐的策略自然会保证任何媒介的最大传播速度，保证任何媒介对心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大影响力。因此，它就变成了一种滑稽的、自偿的策略，它被人用来信守万古不变的东西，而不是被用于变革。将来，唯一有效的对媒介的控制，必须采取定量配给的“恒温”形式。正如我们现今竭力控制放射性尘埃回降一样，总有一天我们准得竭力控制媒介的尘埃回降。

电台不仅是唤醒古老的记忆、力量和仇恨的媒介，而且是一种非部落化的、多元化的力量。其实，这是一切电力和电力媒介的功能。

每个人经验过的东西都大大超过他理解的东西。然而，影响行为的是经验，而不是理解，在媒介与技术这类集体事务上尤其如此。在这里，个人对这类问题给予他的影响，几乎必然是习而不察的

本书的主题是：即使对一种媒介的独特力量有最清楚的了解，你也无法阻挡正常的感知「关闭」；感官使我们顺应自己接受的经验模式。

联觉，即统一的感知和想象丰富的生活，对西方的诗人、画家和一般的艺术家而言，似乎是长期以来无法企及的梦想。

电视图像是低强度、低清晰度的图像，因此它与电影不同，它不提供物象的详细信息。此一差别与古代的手稿和印刷词语之间的差别有类似之处。印刷物提供强度和同一的精度，而在此之前的手稿却具有烦冗的特征，印刷术产生了人们对准确计量和可重复性的爱好，我们现在把这种爱好与科学和数学联系在一起。

过去的电影迷旅游者想看的，是他们崇拜的影星的实际生活，而不是想看这些影星所饰演的角色。迷恋冷性电视媒介的人想看的，是他们喜爱的明星所担任的角色，而电影迷想看的，却是真实的人。

一种冷媒介，无论是口语、手稿或电视，留待受众或使用者完成的东西远远超过热媒介留待人去做的东西。媒介的清晰度高，参与程度就低。媒介的强度低，参与程度就高。恋人窃窃私语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棒球的特点是，每次只做一件事。它是一种线性的、膨胀性的运动；和高尔夫球一样，它非常适合个人主义和内向型社会的观点。

这就是说，电视形象是触觉的延伸，在这一点上它比画像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它接触一种书面文化时，它必然要加强其感知混合体（sense-mix），使切割性和专门化的延伸转化为严丝合缝的经验网络。对于重文字的、专门化的经验来说，这种经验转换当然是一种“灾难”。它使许多为人珍视的态度和过程模糊不清，它使基本教学技巧的效果和课程的相关性黯淡无光。纵然没有其他任何原因，弄懂这些感知的生命力，看清它们如何侵袭我们且如何相互侵袭，也是大有好处的。电视能弥补目光短浅的不足。

电视时代的儿童不能向前看，因为他们想要介入，他们不能接受学习或生活中一种切割性的、纯视象化的目标或命运。

最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被刺的事件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注意“冷性”电视媒介那种看似矛盾的特征。它使我们卷入感人的深情之中，可是它并不会使人兴奋、激动和感奋。也许，这也是一切深刻经验的特征吧。

冷战实际上是信息和形象的电力战。与老式的工业硬件的热战相比而言，“冷战”是更深刻、更使人着魔的较量。

如果说箭是手和臂的延伸，来复枪就是眼睛和牙齿的延伸。 ……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城市本身是一种军事武器、集体盾牌或集体装甲，是我们肌肤城堡的延伸。

在《教育自动化》（Education Automation）中，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武器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一个源泉，因为武器需要继续不断地改进，而其资财消耗又必须日益减少。

用越来越少的装备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这一趋势正是电力信息时代的特征。

既然我们的新兴电力技术并不是肢体的延伸，而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所以我们把一切技术——包括语言——看成是加工经验的手段，看成是储存和加快信息运动的手段。在此情况下，一切技术都可以被视为武器，这一点是说得通的。

分割性的力量平衡策略已经过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现代战争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存亡是对另一个社会的排斥”。此刻，武器成了一种自偿性的事实。

电力技术结束了陈旧的二分观念，即文化与技术、艺术与商务、工作与闲暇的二分观念。在肢解分割的机械时代，闲暇是不干工作、无所事事。电力时代的情况与此相反。因为在信息时代里我们要同时使用一切官能。所以我们发现：非常强烈地调动官能的时候，正是感到最悠闲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酷似过去一切时代的艺术家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课程设置继续沿袭目前肢解分割、互不相关的模式，它们培养出来的公民必然无法理解自己生活其间的自动控制社会。

电子时代一个主要的侧面是，它确立的全球网络颇具中枢神经系统的性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不仅是一种电子网络，它还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验场。

电讯报的任何一个版面，都是相互作用中的“人情味”碎片的超现实主义马赛克形态。

大众媒介所显示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自动化条件下的商品产业和娱乐业的结构特征有共同之处，二者都接近于瞬息万里的信息条件。自动化不只影响生产，它还影响消费和市场机制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在自动化电路中，消费者又成了生产者，酷似马赛克形态电讯的读者，在读报的过程中，读者自己就在生产新闻，或者说读者自己就是他生产的新闻。

倘若我们倒着播放文字、印刷术及其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那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容易看到，这些形式是如何产生高度的社会同一性和同质性的；社会同一性和同质性对机械产业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倒着播放时，我们在熟悉中发现了陌生，并因此而受到震撼，这样的震撼对我们理解媒介形式的生命必不可少。机械化靠的是将过程切割成同质的、互不联结的小块。电气化却把这些割裂的小块重新结合起来，因为电力操作速度要求任何一个操作过程的各个阶段处于高度相互依存的状态。

高级行政人员和交响乐作曲家一样，难得有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因为乐团里的乐师在演奏时听不见传到听众耳里的交响乐，他们听见的是一片噪音。

人们卷入整个社会过程的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电力媒介使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延伸，使我们顷刻之间与人类的一切经验互相关联

恐惧自动化，将其视为使世界千篇一律的威胁，这是把机械标准化和专门化向未来投射的结果。然而，机械的标准化和专门化如今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