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消失》

如今社会的感知模式完全可以用这种“毫无节制的呆视”来概括。同质化的扩散不是癌症性质的，而是昏睡性质的。它并未遭遇免疫系统的抵抗。人们就这样呆视着，直至失去意识。

同质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Follower），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

海德格尔会说，如今的交际噪声、资料与信息的数字化风暴使我们在面对真相发出的无声轰鸣、面对其平静的威力时听觉尽失：“轰鸣：这是真相，就算是踏进人群当中，踏进隐喻的暴风雪中。”

正如大部分色情片的视觉效果那样，超近距离和过度感光破坏了所有能散发光芒的距离感，然而，正是这种距离感才造就情欲本身。

在空洞、单调而昏钝的消费与功利型社会中，他显得孤独、迷茫、百无聊赖。他失去幻想，他毫无方向。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长着同样的脸，说着同样的话。出租车司机、餐厅服务员或酒店经理所说的话与其太太、其前女友一模一样。孩子的脸孔也与成年人别无二致。克隆人遍布整个世界，而矛盾的是，每个人又都想与众不同。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就曾指出，正是全球化的非理性催生了丧心病狂的恐怖主义者。

金钱是一个很糟糕的身份授予者，虽然它能代替身份，让拥有金钱的人至少获得安全感和平静。然而，那些一文不名的人是真的一无所有，既无身份也无安全。因此，没钱的人就只好走进虚幻之境，比如成为民族主义者，这会很快给他一个身份。与此同时，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敌人。人们通过假想来构建免疫力，以获得有意义的身份。挥之不散的恐惧不知不觉地唤醒一种对敌人的渴求。敌人能快速给人以身份，哪怕是幻想中的敌人：“敌人勾勒出我们自身问题的形象，因此我必须与之横眉冷对，以获得自身的尺度、界线和轮廓。”想象弥补了现实的缺失。就连恐怖主义者也栖身于他们自己的想象之中。全球化让想象空间诞生，想象的空间却带来真实的暴力。

全球化甚至将普遍价值（universelle Werte）也拿来为自己所用。因而，自由本身也成为被榨取的对象。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供人剥削，还幻想着是在自我实现。使生产率与效率达到最大化的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这是新自由主义最为奸险的基本逻辑。

真实意味着自由，不被预设的、被外界事先规定好的表达和行为模式所囿。它强迫人们只像自己，只通过自己来定义自己、书写自己、创造自己。真实性的律令对自己施以强制手段，迫使自己不断地拷问、窃听、窥探、包围自己。通过此种方式，加剧自恋式的自我关涉（narzisstischer Selbstbezug）。

真实性的命令带来自恋的强制性。自恋并不等同于正常的虚荣心（gesunde Eigenliebe），后者不是病理性的。虚荣心并不把对他者之爱排除在外，而自恋则无视他者的存在。自恋者不断地揉搓、扭曲他者，直至在他者身上再度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自恋的主体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这个世界，由此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自我与他者的界线渐渐模糊。自我扩散开来，漫无边界。“我”沉溺在自我之中。只有面对他者时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自我。相反，过度自恋式的自我关涉所产生的是一种空虚之感。

引发恐惧（Angst）的原因多种多样，首要的就是陌生，是茫然失所（das Unheimliche），是不熟悉。恐惧的前提是全然他者的否定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面对“无”（Nichts）的时候，恐惧便会苏醒，“无”被理解为存在者（das Seiende）的全然他性。“无”的否定性、“无”的深不可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然十分陌生，因为世界成了百货商店，店里摆满了存在物（das Seiende）。

如今，我们生活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它打破时间上稳定的结构，将人一生的时间碎片化，让连接我们、团结我们的东西冰消瓦解，目的皆是提高生产率。该体系的时间策略制造恐惧和不安。新自由主义把人类分隔成一个个孤立的经营者，经营的对象就是人们自己。这种单子化（Vereinzelung）伴随去团结化和完全竞争而来，亦使恐惧渐生。新自由主义的恶魔逻辑就是：恐惧提高生产率。

如今，拥有着一道道门槛的渡桥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畅行无阻的通道（Durchgang）。在互联网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游客。我们不再是栖居一道道门槛中的“痛苦之人”（homo doloris）。游客们不曾经历转变，无从感受痛苦，便也因此如死水一般，百世不易，在同质化的地狱中游荡。

透明化和超交际夺走了保护着我们的内心世界。是的，我们是自愿放弃了内心世界，甘于受数字化网络的奴役，任由它们穿透、照透、刺透我们。数字化的过度曝光与毫无遮掩带来一种潜在的恐惧，它并非源于他者的否定性，而是源于过多的肯定性。同质化的透明地狱并没有驱离恐惧，令人胆寒的正是同质化愈发震耳欲聋的轰鸣。

作为异己而存在的他者也一并消失了。如今的劳动关系（已）无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Theorie derEntfremdung）来阐释。劳动异化的意思是，劳动所得的产品之于工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己的对象。工人既不能从他的产品中也不能从他的作为中再度辨认出自己。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贫穷。他的产品被夺走。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制下，剥削不再以异化和自我现实化剥夺的面貌出现，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这里并没有强迫我劳动、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还天真地以为是在自我实现。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奸险逻辑。

客体首先是一个抨击我、拦阻我、违逆我、反驳我、与我相左、向我发起反抗的对立（Gegen），其中蕴含着它的否定性。

这凝重与对立掌控着世界秩序。数字化的东西则截然相反，于我们而言毫无凝重感，扮演不了倔强的、执拗的、反抗的“相对”。

“对立”的彻底缺席实非理想状态，因为，若没有“对立”，人就会重重地摔在自己身上。这会导致自我侵蚀。

如今，世界已经罕有目光。我们很少感觉到自己被凝视或者暴露在一种目光之下。世界呈现为一幅怡人的景象，试图取悦我们。数字荧屏也同样不具备目光属性。Windows系统是一扇没有目光的窗户。它恰恰将我们掩于目光注视之外。

由于缺乏起到镇压作用的目光（这与纪律社会的监督策略有着本质区别），便产生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由感。数字化全景监狱里的犯人并未觉得被凝视，也就是并未觉得被监控。因此，他们感到很自由，且自愿地去暴露自己。数字化全景监狱并非限制了自由，而是将其极尽利用。

罗兰·巴特用“声音的纹理”（Rauheit derStimme）来描述声音的身体性，它不表现任何东西，无论是想象还是意义。声音的这一深层身体属性虽然没什么含义，但却给人带来感官的愉悦

康德的“理性”（Vernunft）也是伴着一种权威的声音而现身。所谓美德就在于抗拒幸福喜悦，抗拒感官偏好，而全然听从道德律令，听从“理性的声音”和“上帝的声音”，这声音“甚至使罪人也战栗”。在海德格尔那里，替代“理性的声音”这一说法的则是“良知的声音”，它呼吁此在抓住“最本己的能在”。

“思考”必须听从他者的否定性，必须前往未知的领域。否则它就会沦为使同质化得以继续的积极手段。

“秘密”是不可被揭露的，可以说，正是它自己遮蔽了自己。

对于阿多诺来说，“对世界的疏离”（Fremdheitzur Welt）是一个艺术的时刻。不把世界当成“陌生之物”（Fremdes）来感知的人，根本就没有感知世界。艺术不能没有“否定的张力”。所以，对阿多诺来说并不存在“舒适艺术”（Wohlfühlkunst）。“对世界的疏离”同样也是一个哲学的时刻。它是精神上所固有的。因此，“精神”本质上就是“批判”。

作为他者而存在的“相对”越来越从今天的感知和交际中消失了。“相对”愈发堕落为镜子，在它身上人们照出自己。人们关注的焦点完全在自我身上。想必艺术和诗歌的职责就在于，为感知去除镜面属性（entspiegeln），使它向“相对”、他者、他物开放。如今的焦点政治（Politik der Aufmerksamkeit）和焦点经济（Ökonomie der Aufmerksamkeit）却将它对准自我。它服务于自我生产。人们愈发将其从他者身上剥离，将其引向自我。如今，我们为了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而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博取关注，我们彼此都成了橱窗。

如今的交际不允许说出“你”，不允许呼唤他者。呼唤作为“你”的他者需要一种“原始距离”（Urdistanz），而数字化交际恰恰致力于消除任何一种距离。

“能”完全就是“我”的情态动词。如今的新自由主义生产关系迫使“能”统一化，这种统一化的“能”使“我”对他者茫然无睹。它导致他者的消失。过劳和抑郁是破坏性的“能”留下的沙漠。

唯有爱欲有能力将“我”从抑郁中、从自恋的纠缠中解放出来。如此看来，他者是一道救赎公式。唯有那将“我”从“自我”中抽离、将“我”推向他者的爱欲才能战胜抑郁。抑郁的功能主体完全脱离了他者。对他者的渴求，或者说召唤，或者“转向他者”，或许会砸开自恋的外壳，成为一种形而上的抗抑郁剂。

爱使我们能够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创造这个世界，抛弃那些习以为常之事物。

我不必求助于某个“个人”对象，从网络上就能找到信息。我也不必前往公共领域去获取信息或购买商品，而是让它们被送上门来。数字化交际将我联入网中，但同时也使我孤立于他人。它虽然消灭了距离，然而，“无距离”却产生不了人与人的切近。

如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独自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恐惧。痛苦变得私人化、个性化了。因此，它成了人们胡乱拿来医治自己、修补心灵的工具。人人羞愧，人人自责，为自己的软弱，也为自己的不足。在“我”的痛苦和“你”的痛苦之间，人们没能建立起联系。由此，“痛苦”的社会性就被忽视了。

形成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倾听共同体，打造政治听众的政治意愿正急速消亡。数字化的联网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如今的互联网并非一个共享、交流的空间。相反，它瓦解为一个个人们主要用来展览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今日的互联网无异于一个属于孤立之自我的共振空间。宣传广告是不会倾听的。

喧闹的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听力全无。相比之下，未来的社会或可称为倾听者与聆听者的社会。如今人们需要的是一场时间革命，开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当下正是需要再度发现他者时间的时候。如今的时间危机并非自我时间的加速度，而是自我时间的统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