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思考快与慢》结论部分

译者按:这部分内容翻译自英文版《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最后的 Conclusion 部分。我并没有选择分享中译本内容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翻译这部分内容对自己的整个阅读过程进行回顾和二次思考。关于我阅读过程的笔记可以查看这里:第一、二章 & 第三、四、五章

我在这本书的开头介绍了两个虚构的「特点」,花了一些篇幅讨论了两个「物种」,并以两个「自我」结束。两个「特点」是:直觉的系统1,它负责快速思考;努力并且更慢一些的系统2,它负责缓慢思考,监控系统1,并且在其有限的资源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控制。两个「物种」是:虚构的经济学家,他们生活在理论世界中;真实的人们,他们在现实世界中行动。两个「自我」是:体验的自我和记忆的自我。前者负责生活,后者负责记录并做出选择。在最后一章中,我考虑了这三者区别的一些应用场景,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介绍。

两个自我

记忆自我体验自我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我最初所设想的更难的问题。在一个早期的实验中,即冷手研究中,对持续时间的忽略和峰终定律的结合导致了明显的错误选择。为什么人们会愿意让自己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我们的受试者把选择权留给了记忆自我,他们更愿意重复那个留下更好记忆的试验,尽管它实际上更为痛苦。在极端情况下,根据记忆的质量而进行选择可能是合理的,比如创伤后的压力这种可能,但冷手的经历并不是创伤性的。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为别人做选择的话,无疑会选择短暂的暴露,这中选择偏向于受难者的体验自我。人们从自身角度触发做出的选择往往是相当错误的。在对故事的评价中,无论是在歌剧院还是在对珍的生活的判断,持续时间的忽视和峰终定律,都是站不住脚的。用最后的时刻来评价整个人生,或者在决定哪种人生更令人向往却不重视持续时间,都是没有意义的。

记忆中的自我是系统2的一个构造。然而,它评价事件和生活的方式的独特特征是我们记忆的特征。忽视持续时间和峰终定律源于系统1,不一定与系统2的价值相对应。我们认为持续时间很重要,但我们的记忆告诉我们它并不重要。对过去评价的规则对作出决策是一种很差的指导,因为时间确实很重要。我们存在的核心事实是,时间是一种最终有限的资源,但记忆自我却忽略了这个现实。忽视持续时间与峰终定律相结合,导致了一种偏向,即偏向于短期的强烈快乐而不是长期的中等快乐。同一偏见的映射使我们害怕短时间的尽管强烈但可以忍受的痛苦,而不是害怕持续更长时间的中等程度的痛苦。对持续时间的忽视也使我们容易接受长时间的轻微不愉快,因为结局会更好。并且如果结局糟糕的话,它更倾向于放弃一个能长时间快乐的机会。为了使同样的想法不愉快,想一想常见的警告:「不要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有智慧,因为对后悔的预判是记忆自我的结论,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判断,认为它是一种最终定论。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记忆自我的观点并不总是正确的。一个客观观察享乐主义曲线的人,在关注体验自我的情况下,很可能会提供不同的建议。记忆自我对持续时间的忽视,对高峰和终点的夸张强调,以及对事后诸葛式的敏感,代表了一种我们实际经验的扭曲映射。

相比之下,对幸福的持续时间进行加权的概念对生活中的所有时刻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否值得纪念。某些时刻的权重最终会高于其他时刻,因为它们令人难忘,或者因为它们很重要。人们花在回味一个难忘的时刻上的时间应该包括它的持续时间,进而增加它的权重。一个时刻也可以通过对后续时刻的改变而变得重要。例如,练习一个小时小提琴可能会增强多年后长时间的演奏能力或听音乐的体验。同样地,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短暂可怕事件,应考虑其造成的长期痛苦的总持续时间来加权。在持续时间加权的观点中,我们只有在事后才能确定某个时刻是令人难忘或有意义的。「我会永远记得……」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的说法应被视为一种承诺或预测,这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往往就是错误的,即使是在完全真诚的情况下说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我们说会永远记住的事情在十年后便早就被抛之脑后了。

持续时间加权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但它不能被当做一中完整的幸福理论,因为个人认同他们的记忆自我,关心他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忽略了人们需求的幸福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另一方面,一个忽视人们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而只关注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的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记忆自我体验自我都必须被考虑进去,因为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哲学家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上纠结很久。

这两个自我中的哪一个更重要不仅仅是哲学家的问题;它对多个领域的指导都有影响,特别是医学和社会福利。考虑一下在治疗各种医疗状况方面应该进行的投资,包括失明、失聪或肾衰竭。投资是否应该由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恐惧程度来决定?投资是否应该以病人实际经历的痛苦为指导?还是应该遵循病人对缓解病情的强烈愿望,以及他们为实现这种缓解而愿意做出的牺牲?失明和失聪,或结肠造口术和透析的排名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使用哪种标准去衡量痛苦的严重程度。目前还没有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容忽视。

最近,在学术界和欧洲的一些政府中,将社会福利的衡量标准作为指导政府政策指标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兴趣。现在可以想象,就像几年前一样,社会中人们痛苦程度的指数有一天将与失业、残疾和收入的衡量标准一起被纳入国家统计数据中。这个项目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经济人(Econs)与人类(Humans)

在日常讲话中,如果可以与人讲道理,如果他们的信仰总体上与现实相符,如果他们的偏好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符,我们就称他们为有判断力的。理性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更多的深思熟虑,更多的计算,以及更少的热情。但通常说,理性的人肯定是有判断力的。对于经济人和决策理论家来说,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检验理性的唯一标准不是一个人的信念和喜好是否合理,而是它们是否内部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相信有鬼,只要她所有的其他信仰都与鬼的存在相一致。一个理性的人可以选择被人讨厌而不是被人喜爱,只要他的偏好是一致的。理性是逻辑上的一致性——无论是否合理。根据这个定义,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类不可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受到引诱、所见即所得(WYSIATI)、狭隘的框架、内部观点或偏好反转的影响,而人类则无法始终避免这些影响。

我们无法将理性定义为连贯性,因为理性要求遵守一个有限的思维所不能实现的逻辑规则。根据这个定义,有判断力的人不可能是理性的,但他们不应该因此而被打上不理性的标签。不理性是一个强烈的词,它意味着冲动、情绪化,以及对合理论证的固执抵抗。当我和阿莫斯的工作被认为证明了人类的选择是非理性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害怕,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是表明人类行为没有被理性代理模型很好地描述出来。

虽然人类不是非理性的,但他们经常需要帮助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决定,而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和制度可以提供这种帮助。这些主张看似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争议。按照重要的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解释,人类理性的信仰与一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保护人们的选择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理性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应该负责照顾自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在自己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中表达了这种观点:《自由选择》。

代理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为自由主义的公共政策方法提供了知识基础:不干涉个人的选择权,除非这些选择损害了他人。对将商品分配给愿意支付最多的人的市场效率的推崇,进一步支持了自由主义的政策。芝加哥方法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理性成瘾理论》;它解释了一个对强烈的即时满足有强烈偏好的理性代理人如何做出理性的决定,接受未来成瘾的后果。我曾经听过加里·贝克尔,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轻松的口吻(但不完全是玩笑)说道,我们应该考虑用这一点来解释所谓的肥胖症流行的可能,即人们相信很快就能治愈糖尿病。他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当我们观察到人们的行为似乎很奇怪时,我们应该首先审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只有当理由变得不可信时,才应求助心理学的解释——贝克尔对肥胖症的解释可能就是这样。

在一个由经济人组成的国家里,政府应该置身事外,允许经济人按照他们的选择行事,只要他们不伤害他人。如果一个骑摩托车的人选择不戴头盔,自由主义者会支持他这样做的权利。公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们选择不存养老金,或者让自己对一些东西上瘾。但这个立场有时会有一个硬伤:没有为退休储蓄足够资金的老人比在餐馆吃完大餐后抱怨账单的人得到更多的同情。因此,芝加哥学派和行为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关系重大,他们拒绝理性代理人模型的极端形式。自由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价值;辩论中的所有参与者都赞成自由。但是,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生活比人类理性的真正信仰者更加复杂。没有哪个行为经济学家赞成一个国家强迫其公民吃均衡的饮食,只看对灵魂有益的电视节目。然而,对于行为经济学家来说,自由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由做出错误选择的个人和认为有义务帮助他们的社会来承担。因此,是否保护个人不犯错误的决定,给行为经济学家带来了两难的选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不面临这个问题,因为理性的代理人不会犯错。对于这个学派的信徒来说,自由是免受命令的。

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作写了一本书《助推(Nudge)》。这本书很快畅销国际,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圣经。他们的书引入了几个新词,包括经济人(Econs)和人类(Humans)。它还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以解决如何帮助人们做出好的决定而又不限制他们的自由这一难题。塞勒和桑斯坦主张采取自由主义的家长制立场,即允许国家和其他机构促使人们做出符合自身长期利益的决定。将加入养老金计划指定为默认选项就是一个「助推」的例子。很难说任何人的自由会因为自动加入这个计划而被削弱,因为他们只需要勾选一个选项就可以退出了。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个人决定的框架——塞勒和桑斯坦称之为选择架构——对结果有巨大影响。这种鼓励是建立在健全的心理学基础上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默认选项自然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偏离正常选择是一种委托行为,它需要更多的努力思考,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比什么都不做更有可能会后悔。这些都是强大的力量,可以指导一个在其他方面不确定该做什么的人的决定。

人类经济人更需要保护,以避免别人故意利用他们的弱点,特别是系统1的古怪和系统2的懒惰。理性的代理人被认为会谨慎地做出重要决定,并使用提供给他们的所有信息。一个经济人在签署合同之前会阅读并理解合同的细部内容,但人类通常不会这样做。一个无良的公司如果设计出客户经常不看就签字的合同,就有相当大的法律余地将重要信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极端形式理性代理模式的一个恶性影响是,除了确保相关信息被披露外,客户被认为不需要受任何保护。披露信息的大小和语言的复杂程度被认为无关紧要——经济人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处理细微的信息。相反,「助推」建议公司提供足够简单的合同,以便人类客户阅读和理解。这是一个好兆头,但其中一些建议遭到了企业的强烈反对。因为如果他们的客户得到更好的信息,他们的利润就可能会受到影响。一个企业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世界,比一个赢家是最善于混淆视听的公司的世界要好。

未完待续…